垃圾不够烧了，谁动了拾荒老人的纸皮箱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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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晨五点，天刚蒙蒙亮，城市还裹在晨雾里。68岁的张大爷推着辆破旧三轮车，在小区垃圾桶旁已经转了第三圈。他熟门熟路地掀开桶盖，拿着根长钩子在里头扒拉，忙活了一个多小时，蛇皮袋里就装了几个空塑料瓶，连一捆像样的纸壳都凑不出来。不远处，垃圾清运车“轰隆”一声驶过，车斗里堆得满满当当，全是没来得及分拣的纸箱和废品，朝着城市边缘的焚烧发电厂开去。
“以前这时候，最少也能捡半车废品，卖几十块钱没问题。”张大爷擦了擦额头的汗，话里全是无奈，“现在倒好，垃圾桶比脸都干净，想靠捡垃圾补贴家用，都成了难事儿。”张大爷的难处不是个例，在全国不少城市，一场关于“垃圾资源”的争抢，悄悄在上演——一边是垃圾焚烧发电厂因为“吃不饱”，到处找垃圾；另一边是靠拾荒过日子的老头老太，连赖以生存的纸皮箱，都快抢不到了。
这事儿的背后，是中国垃圾处理的模式在悄悄变样。以前我们愁的是“垃圾围城”，没地方放；现在不一样了，垃圾分类推得越来越广，垃圾焚烧发电场也越建越多，反倒出现了“垃圾不够烧”的难题。截至2024年底，国内垃圾焚烧一天能处理116.6万吨，规模全世界最大，但近一半的焚烧厂都没吃饱，40%的产能就那么空着。为了活下去，焚烧厂只能抢垃圾：湖南有两家焚烧厂，为了要垃圾，居然给物业公司每吨50块的“介绍费”；杭州的焚烧厂跑到别的市收垃圾，运输车队连夜排队，每吨补30块成了行规；上海、广州这些大城市，甚至把封了的填埋场重新打开，挖以前埋的垃圾来烧。
焚烧厂这只“钢铁巨胃”，抢的都是以前拾荒者赖以为生的东西，最受影响的还是那些靠捡纸皮、塑料瓶过日子的老人。合肥龙泉山那边，以前有上百个拾荒者扎堆的“拾荒村”，现在只剩4个人守着。42岁的赵以伦和妻子在这儿拾荒十年，每天凌晨3点半就钻进臭烘烘的垃圾山，忍着刺鼻的臭味，还有随时可能被玻璃、铁丝划伤扎伤的风险。以前每个月还能挣一两千块，自从附近的焚烧厂开起来，能捡到的废品越来越少，一下午忙下来，往往卖不到五十块。“以前一斤纸壳八毛钱，现在跌到三毛；塑料瓶以前一毛一个，现在三个才卖一毛。”价跌了，东西也少了，这些老人的日子越来越难。
可能有人会觉得，垃圾焚烧发电是好事，又环保又能发电，比拾荒老人零散回收强多了。这话有道理，焚烧发电确实能减少垃圾填埋的污染，还能发电赚钱——每烧一吨垃圾能发大概280度电，全国焚烧厂一年发的电，比三峡电站全年都多，还能减少甲烷排放，帮着实现“双碳”目标。但这并不意味着，就能不管拾荒老人的死活。这些老人大多是农村来的，或者家里条件不好，没稳定收入，也没完善的保障，拾荒虽然辛苦，却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路子。而且他们手工分拣废品，其实也是城市回收的一部分，很多可回收物，都是他们先筛出来的，这份作用，没法替代。
其实，这事儿不是焚烧厂和拾荒老人的对错之争，核心问题出在城市垃圾回收体系没理顺。按垃圾分类的规矩，可回收物该扔进专门的垃圾桶，或者卖给正规的回收企业，剩下的其他垃圾，才该送焚烧厂。但实际操作中，不少小区的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，物业公司图省事，或者为了拿焚烧厂的“介绍费”，直接把混合垃圾拉去焚烧厂。本该回收再利用的纸皮、塑料，就这么被烧了，既浪费资源，也断了拾荒老人的活路。另外，正规回收企业的网点太少，收废品的价格也没竞争力，这也是可回收物流进焚烧厂的重要原因。